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後,受多重因素疊加影響,經濟運行中的風險壓力加大,銀行不良資產進入新一輪暴露期,不良資產率與規模自2013年起逐年上升。2016年國務院相繼下發《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的通知》、《關於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槓桿率的意見》、《關於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等指導性文件,支持商業銀行按市場化方式及時核銷不良貸款、重啟不良資產證券化試點、開展市場化債轉股等,多措並舉,加大不良資產處置力度。

2017年預計各項處置政策措施進入實施落地階段,不良資產處置市場更加活躍。從歷史經驗看,信託機制已經深入運用到銀行不良資產處置中,面對新一輪的不良資產處置高峰,未來有著更加廣闊的創新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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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本輪銀行業不良資產的新特點

1980年代初,「撥改貸」改革實施後,銀行提供給企業的債權融資取代了原先政府的直接撥款,由於國內法制環境不健全、法制觀念薄弱,各級政府對銀行行政性干預,市場機制和企業獨立主體地位尚未有效建立、治理結構缺陷等問題,導致企業依靠銀行貸款盲目擴張,經濟過熱。1990年代中後期,經濟增速持續下行、資產泡沫破裂後,沉澱形成了大量不良資產,銀行不良率到1998年達到33%左右,「技術性破產」問題嚴峻。為化解和處置風險,1999-2008年,國有銀行通過行政手段將3.4萬億的不良資產剝離到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以改善銀行資產質量,並推動股份制改造上市,使我國銀行業成功度過了第一輪不良資產洪峰的考驗,並為金融改革創造了有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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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受美國次貸危機衝擊,我國啟動「四萬億」刺激政策,銀行信貸規模快速擴張,此後2010年開始貨幣政策持續收緊,經濟增速下滑,銀行不良貸款生成加速;同時各類資管等影子銀行體系快速膨脹,在熨平銀行信貸過快收縮導致的經濟波動同時,也進一步加劇了銀行業資產質量問題的複雜性。根據銀監會數據,本輪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於2011年三季度末達到4078億元低點後即不斷攀升,不良率也從2011-2013年的1%左右逐漸升高,至2016年末已升至1.74%,不良貸款餘額達到1.51萬億元。

受宏觀經濟及自身剝離不良資產、財務重組的影響,銀行業不良貸款「見頂」尚未得到確認,但從2016年開始,未來較長一段時期我國都將處於新一輪的不良資產處置周期中。

縱觀本輪不良資產的產生、處置環境,與上一輪不良資產周期相比,本輪不良資產周期呈現出一些新的變化與特徵:

一、 不良資產供給主體更加多元化

銀行在我國融資結構中的絕對主導地位並未改變,從2016年末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結構看,其中本外幣貸款餘額107.82萬億元,規模占比69.1%;而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規模合計23.69萬億元,規模占比15.2%。雖然2016年末銀行業計入不良資產的規模為1.51萬億元,但關注類貸款餘額一直遠超不良貸款,如果經濟下行壓力不減,資產質量繼續向下遷移,有機構預估未來銀行不良資產潛在規模在5-8萬億元左右。

此外,隨著銀行理財、信託、證券、基金及子公司等各類資管機構管理規模的高速增長,截至2016年末,各類資管規模110萬億元以上,剔除重複計算估計80萬億元左右,其中非標準化債權資產占據相當比重,信用風險暴露壓力也較為嚴重,而且由於大量產品涉及銀行與金融同業合作,風險責任不夠清晰,跨市場、跨行業交叉性風險也使得銀行體系承受相當壓力。

 

二、市場化處置替代行政性處置成為主流

在我國上一輪不良資產處置中,通過財政部出資設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統一按不良資產的帳面價值進行了政策性剝離,不良回收低於帳面價值的損失實際上由財政承擔,行政化色彩很濃。

而本輪不良資產處置市場環境則有了顯著變化,商業銀行已經基本完成股份制改造,市場化主體地位已經基本確立,繼續採取行政化、政策性處置方式不太具備可能。

因此,本輪不良資產處置更傾向市場化原則,2016年以來國務院陸續出台的一系列文件中也多次強調支持商業銀行按市場化方式加快不良資產處置,探索構建新的轉讓處置方式,發揮自身在處置中的主導性。工農中建交等五大行已經先後成立了專門的資產管理公司,自主開展市場化債轉股等不良資產處置業務。

三、不良資產處置所處的宏觀經濟周期不同

經濟周期、貨幣政策周期既是影響銀行業不良資產產生的內因,也是影響甚至決定不良資產處置、消化進程的關鍵性因素。我國第一輪不良資產在1999年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開展處置後,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我國加入WTO、國有企業改革、住房體制改革等內外部需求的共同拉動,原有不良資產包中包含的困境國有企業股權、房產升值明顯,加快了不良處置的回收周期,且實現了財政、央行資金的順利退出和很好投資回報。

 

與之相比較,本輪不良資產處置所處的宏觀周期和形勢更具挑戰,目前經濟進入新常態後增速放緩勢頭仍在持續,弱復甦基礎還不穩固,以「三去一降一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核心的結構性調整、國企混合所有制等重大改革尚未根本性突破;國際地緣政治環境緊張,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抬頭,人民幣貶值壓力、外需不振等矛盾較為突出,這些都加劇了本輪不良資產處置的難度,需要審慎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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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本輪銀行業不良資產的新特點

銀行不良資產處置就是將銀行業金融機構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經營中形成的、通過購買或其他方式取得的不良信貸資產和非信貸資產,如不良債權、股權和實物類資產等,通過綜合運用法律法規允許範圍內的一切手段和方法,對資產進行的價值發現、價值提升和價值實現等活動,從而實現投資獲益的業務。概要來講,信託參與不良資產處置應注意以下問題:

 

一、 全面認識不良資產處置業務流程

從業務鏈的角度考慮,價值發現階段是資產處置機構從銀行、資產管理公司收購、受讓不良資產的過程;價值提升階段主要是針對不同類型的不良資產,通過資產經營、債轉股、重組、訴訟及訴訟保全、流動性補充、提高證券化率等方式盤活、提升資產價值的過程;價值實現階段就是通過處置變現所持有的盤活的股權、債權、收益權等各類資產,實現分紅收入、投資收益、顧問費等各項收益的過程。在不良資產處置業務鏈的不同流程和環節中,信託介入的方式、發揮的作用也各不相同。

二、 信託角色的豐富性和專業能力的匹配

信託制度具有獨特的破產隔離功能和靈活的權利分離與重構優勢,對信託財產的管理運用方法相當靈活,而且通過信託受益權可以實現物權、債權、股權之間的相互轉化,在銀行不良資產處置中的應用將越來越廣泛和靈活。在國內金融機構中,信託公司是能夠整合運用幾乎所有的金融工具,滿足企業一攬子金融需求的「實業投行」,在不良資產處置業務中能夠扮演豐富的、多層次的角色。

從國際上看,信託並不是銀行不良資產處置市場的新參與者,有著豐富的經驗可供借鑑。而從國內現狀看,信託也早已參與其中,但更多地發揮了通道作用,為不良資產由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內轉出提供了新的手段。

在新的市場形勢下,信託與銀行互動性將加強,介入深度也會提升,但這些離不開信託機構相關專業能力和團隊的儲備。綜合分析,信託機構在不良資產處置中,要重點培育交易架構安排能力、資金融通能力、投資能力、資產處置能力等四方面核心能力。目前的不良資產轉讓的通道業務中,信託主要發揮了交易架構安排、融資等主要功能,但並未真正深入到不良資產的投資價值發現環節、以及更具專業、技術含量的資產處置環節中,參與深度、價值增值、獲得收益都十分有限。

三、把握不良資產處置業務的戰略定位

是否深度參與到不良資產處置市場,作為信託公司轉型的重要戰略業務培育,還是僅僅作為其他金融機構開展不良資產處置業務中的通道、平台,機會式參與該項業務,以獲取一定財務收益為目的,這是信託機構應慎重研究論證的問題。

不良資產處置市場具有逆周期性,目前呈現出的市場規模、發展空間都十分可觀,但不良資產處置業務專業能力要求很高,需要對宏觀經濟、市場走勢及拐點的準確研判,需要管理機構的行業經驗、處置手段、專業技術、專職人才、服務和分銷網絡、資本實力等多方面的合力。只有真正構建具有市場競爭力的、成熟的跨周期運營商業模式,才能獲取超額利潤。

綜合目前信託公司在不良資產處置市場中仍處於剛剛起步階段,行業經驗、團隊實力不足,現有信託產品投資者偏好不匹配,短期內很難擺脫銀行、資產管理公司等外部服務商的專業依賴和通道角色,業務定位還以外部合作參與為主,獨立發展能力和作為戰略性業務進行培育,還需從長計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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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信託參與不良資產處置的基本模式

從信託參與不良資產處置的深度、標準化程度不同,可概括為以下四類基本模式,在實務中根據具體的資產包特點、合作機構需求,不同業務模式有著更加靈活、多樣的創新空間。

一、 不良資產直接轉讓模式

商業銀行將不良資產打包,信託公司發起設立信託計劃,由商業銀行的理財資金等認購,利用募集資金收購不良資產包,幫助商業銀行實現不良資產出表。通過信託代持,實現資產出售後的會計出表,改善銀行不良資產率等指標,同時通過「以時間換空間」,未來將不良資產變成優質資產或減少直接處置損失,獲取更多利益。

二、 不良資產收益權轉讓模式

依託銀行業信貸資產登記流轉中心平台,根據銀監會2016年4月下發的《關於規範銀行業金融機構信貸資產收益權轉讓業務的通知》,以及銀登中心相關信貸資產收益權轉讓業務的系列業務規則,信託公司可以通過設立資金信託計劃方式,募集資金投資於銀行所持不良資產包的收益權,銀登中心提供集中登記、備案審核、提供流轉服務、信息披露、市場監測等綜合全面性服務,以期通過規範化的資產流轉和統一登記管理,防止掩蓋風險和監管套利,部分解決銀行會計出表、調整優化不良貸款餘額、比例、撥備覆蓋率等指標的需求。

三、不良資產證券化模式

不良資產證券化是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的重要類型之一,但不良資產作為基礎資產存在資產定價難度高、信息透明度低等問題。在2005-2008年期間,我國以資產管理公司為主相繼落地了四單不良資產證券化產品試點。2008年後受美國次貸危機影響,信貸資產證券化乃至不良資產證券化試點工作暫停。直到2016年以來,不良資產證券化業務重啟,全年共發行不良貸款資產支持證券 14 期,發行總額為 156.10 億元。

與上一輪不良資產證券化試點相比,新推出的不良資產證券化產品基礎資產類型更加豐富,由原先的企業貸款、對公貸款擴展到涉及小微類、房貸類、個人抵押類等零售業務貸款資產。針對不良資產證券化中信息不透明、投資者認可度低問題,2016年頒發的《不良貸款資產支持證券信息披露指引(試行)》,專門對不良貸款資產支持證券發行環節、存續期間、重大事件等信息披露進行了更加嚴格的要求。

四、不良資產處置基金模式

在當前不良資產一級市場、二級市場供需兩旺的市場環境下,不良資產主動型的投資管理機會增多,信託公司可與專業的資產管理公司合作,探索設立不良資產處置基金,收購一些市場化不良資產,通過以訴訟保全、債務重組、債權轉讓等方式處置不良資產,或者通過債轉股、資產重組、引入戰略投資者、投貸聯動等方式對不良資產進行價值整合,在市場化債轉股等進行問題企業重整、化解不良資產中獲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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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信託參與不良資產的建議

在我國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結構中,銀行體系的安全性事關整個經濟社會的穩定。雖然信託已經以多種方式靈活參與到銀行不良資產處置市場中,但無論是參與程度還受到外部法律、政策環境的較大制約,就完善信託參與不良資產的政策制度方面提出一下建議:

 

一、加快不良資產收益權和證券化業務的常態化發展

通過不良資產證券化的標準化業務和銀登中心掛牌備案的准標準化轉讓模式,能夠實現銀行不良資產的有序、規範流轉,但目前還處於試點階段,每次流轉和產品試點需要一事一報,審批效率制約著市場發展,建議儘快梳理總結前期不良資產收益權流轉和證券化試點工作經驗,出台相關政策,實現由試點向常態化業務的轉化發展,促進不良資產處置標準化業務的規模化發展。

二、繼續改善不良資產處置的司法環境

儘管不良資產市場越來越市場化,不少地方政府仍然站在當地企業尤其是當地國有企業的角度,保護地方利益,增大了不良債權的催收、轉讓難度。過往不良資產證券化業務試點中,還曾出現法院不理解不良資產證券化的實質,認定信託設立無效,以信託名義追償不良債權時被駁回起訴等問題。

此外,處置不良資產必然涉及大量的訴訟,目前信託在財產保全方面成本過高。建議準確理解和把握不良資產證券化等信託業務實質,積極與最高人民法院等機關,協調降低信託公司訴訟保全成本負擔,爭取信託公司在訴前保全及訴中保全中,享有與商業銀行、保險、資產管理公司等同等地位,減輕成本負擔。

三、培育和豐富不良資產處置市場參與主體

目前銀行業不良資產已經呈現主體多元化特點,建議調整不良資產只能向資產管理公司批量轉讓的政策限制,拓寬批量受讓機構範圍,鼓勵證券、保險、基金、信託等金融機構和專業化資產處置機構積極參與市場,允許保險、理財等機構資金參與投資不良資產證券化等產品;加快培育律師、會計、評估、評級等中介機構,促進處置效率提升。

四、進一步加強跨部門、跨市場政策協調和配合

真正化解不良資產問題不能止步於實現不良資產從銀行體系「出表」,通過盤活資產、提升價值實現真實處置,才能從根本上降低經濟金融體系的整體風險。不良資產處置需要綜合利用多種有效處置方式,需要監管部際協調給予強有力的支持。特別是市場化債轉股等政策性較強的領域,還需要與多層次資本市場改革、產業政策等相配合,才能形成政策合力,改善處置效果。